天安门屠杀：媒体是正确的吗？

天安门屠杀：媒体是正确的吗？

麦杰斯 前BBC驻北京记者

八九学运/民运持续了数个星期

媒体关于“六四”的报道给世界怎样看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那么，媒体的表现是否也应该有反思的地方呢？

历史事件的第一稿往往是粗糙的。就算当时在现场的记者描述了事件的大意，其中的一些细节可能还需要完善，甚至更正。

1989年6月3日和4日在北京发生的屠杀就是如此。而我，就是那天晚上在现场目睹惨案的外国记者之一。

总的来说，我们做了如实的报道，但是在一个细节上我和其他记者传达了错误的印象。事实上，天安门广场本身并没有发生屠杀。

回看当年我给BBC做的广播报道，6月4日凌晨两点半的一份草稿显得很突出：

"大约凌晨两点，中国军队的装甲军车碾过居民在天安门广场外围竖起的路障。有目击者说，随后数千名士兵涌入广场，一边前进一边开枪。成千上万名学生和工人蹲伏在广场中心。"

报道的初稿经常在录音之前做最后的修改，但是最后的播出的定稿很可能不会和这些有太大的区别。

到6月4日中午，伤亡的报道广泛传播之际，我在另一份初稿中写道：

"很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上，不仅是被枪杀，也有被横冲直撞的坦克碾死的。"

其他外国记者的报道传达了类似的意思。《华盛顿邮报》6月5日的一个新闻标题说："天安门广场上的惨案；目击者描述破坏性攻击"。

可信的报道

中国军队在长安街上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

证据显示，当时在北京发生屠杀是不容置疑的。很多记者在不同的地点都看到了。

6月4日早上，住在临近天安门广场的北京饭店的记者们看到军队在长安街上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手无寸铁的公民开枪。这些公民距离军队很远，不可能对军队造成任何威胁。

军队的乱枪过后，路上躺着3、40具尸体。

仅仅发生在北京饭店外面的这一幕足以让"屠杀"这个词的使用有理。但是，学生对我和其他记者说广场上发生大屠杀，这被证明是错误的。

当军队开进广场时，那里的抗议者与戒严部队谈判之后，被允许离开广场。

抗议者撤出广场后，有几个学生在距广场一定距离的地方被装甲车压过。

有可信的报道说，那天晚上有几名公民在天安门广场外围地区被枪杀。但是严格来讲，是在广场之外发生的。

但是我们对天安门广场上是否发生血案还是不够明确。如果确实有人在广场上被杀，那么可能只有一、两个。

天安门禁忌

伤者用各种方式被迅速送往医院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在那个晚上被杀。中国当局说有200名公民死亡 -- 因为流弹和暴徒开枪，另有几十名士兵死亡。真实的数字很可能比这要高。

《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六四之后在北京各大医院做了令人钦佩的侦探工作。他在1989年6月21日发表的报道中说"似乎可信的是，有大约10几名士兵和警察死亡，400到800名公民被杀"。

目前，外国记者用的标准数字是"数百、可能数千人"被杀。

中国当局很快就抓住了我们报道中的弱点。他们把焦点集中在广场本身，在没有看到现场的中国人中散布置疑西方报道真实性的声音。

起先，这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因为多数北京居民就算当时不在场，也至少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亲眼看到过屠杀。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新一代中国人已经没有几个可信的目击者记录可以依靠。

在中国，公开讨论六四是一个禁忌，那些经历过的人们也越来越不愿意谈到这个话题。

我偶尔会遇到从我在中国的日期推算出1989年6月我可能在北京的年轻人。有大胆的会冒险问我当时发生了什么，是否真的有屠杀。

去年，在中国西北省份甘肃、戈壁边缘的一座小城，一个年轻的出租车司机脱口说出几名89学运领袖和知识分子的名字，令我非常惊讶。

中国故事

六四事件的确切死亡数字仍然不明朗

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把欧洲前共产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这帮助中国政府让人民确信，如果不镇压六四，那么中国将陷入混乱中。

六四之前，北京的气氛是平和的，很多学生已经开始对抗议感到厌倦。

但是，很多中国人还是相信政府虚构的故事 -- 6月3日发生了暴乱，政府不得不干预。持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少见。

暴乱确实发生了，但是参与的都是被军队野蛮开进城里残酷镇压激怒的市民。

我相信，作为政治变革的一部分，中国当局最终会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作为记者，虽然我们早就修正了我们的报道，但是误导性的说法仍然存在。

这些说法的细节可以遭到指责，但是他们的失败也可以说是低估了事件的规模。

天安门没有发生屠杀，但是北京发生了屠杀。

"天安门抗议"这种简写，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北京的问题。这是不准确的。当时几乎在中国的每个城市都发生了抗议活动。

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共产中国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的民主运动，也是对和平抗议最血腥的镇压。

转自 BBC中文网

该将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了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

　　2009.2.14. 刊登在《经济观察报》

　　从2008年初开始，我就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民有化”，并且分析了这样的政策对拉动民间消费、促进社会公平、转变中国“国富民穷”不均衡模式的好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让公民个人直接拥有国有资产更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在此之前，崔之元提出过要国有企业给公民分红的倡议，但我以为，如果不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仅仅分红是很难有效果的。只有把财产权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才能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2008年7 月，我提的一个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这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多，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好处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这种局面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最近，很高兴地看到，对我的民有化改革建议和理由，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邹恒甫、谢国忠、张维迎等从不同角度谈到类似的建议，上海一位政协委员正式提出了专门提案，设计如何率先把上海的国有资产实现民有化。当然对于我的民有化建议，也有很多质疑，为了避免一遍遍的解释同样的问题，我想就几个质疑做一个集中回答。

　　第一个，很多人关切，你这个建议听上去挺好，但政府是什么态度？会接受么？在政治上民有化能否被接受？

　　我想这确实是国情，如果管理层不推动，事情会难以办到。除了给社保基金划拨一些国有资产股权之外，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下一步十分关键的改革，得到政府的支持无疑极为重要。所以，在过去一年多，和体制内外的朋友有过许多交流，总体上都赞同。

　　首先，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政治上应当能接受，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历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身份、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而我建议的是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把“全民所有制”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最后的一步给走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

　　正如2009年1月13日邹恒甫在其博客说，“资产股份的人均分配和所有方式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论证的资本发展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他接着说，“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产）本来就应该是十三亿人民人均平等所有。把它们按身份证人均所有或把它们的利润按身份证人均分配都是社会主义的最普通的常识”。也就是说，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还给全民，符合社会主义初衷。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那是非常好的政策主张。只是在国家拥有社会中的主要资产、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个人产权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从哪里来？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本质上是为十七大政策打下基础。

　　所以，从上述几方面，我看不出民有化改革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什么障碍。

　　其次，尽管一些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资源，利用垄断向社会高收费，也享受了那么多优惠政策和银行贷款，甚至得到纳税人的财政补贴，但这些年来，它们没有给“全民”分红过。从这个道理上，现在也是通过民有化给老百姓回馈过去的付出的时候。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我们做教授的人，我的首要责任不是先考虑政府会不会采用，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讲清楚这样做的好处，讲清楚如果不进行民有化改革又会怎样。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通过研究分析，认识到这是下一步中国持续增长的关键性改革，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当然，这几十年来，政府决策变得更加开明、对人民负责，比如我过去一直提，与其政府花钱，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有给市民发红包，发消费券的举措，也让人感到今天的中国在进步。

　　第二个问题，民有化改革在技术层面有没有操作障碍？

　　操作起来比想象的肯定要复杂，但是，今天的银行、证券与基金管理行业能够有条不紊地服务好几亿银行客户、一个多亿基金账户、几千万证券投资者账户，处理13亿公民权益基金账户，不会有问题。户籍管理、人口统计现在做得很精细，每个成年公民有一个身份证号，都是能找到的。

　　至于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在哪里？这些细节可以弄清楚。除了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外，还有像大学、医院、中央和地方各行政与事业单位的企业、资产等等，除了部分划拨到社会保障基金之外，都应该归入公民权益基金。这些并入的资产价值可以慢慢评估核算，但精确的评估不重要，因为分到老百姓手里的是公民权益基金股份，让他们自己、专业评估机构和投行去评估吧。各级国资委系统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把属于国家的企业和资产理顺了许多，打下了基础。我们现在要做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国资委的转型，把它们过去代表政府管理的全民资产转变为代表全国公民管理的资产，把国资委转变为国民权益基金。

　　从一开始，我比较理想化地提议一次性建立全国公民一人一份的权益基金。考虑到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也为了有试点推广的空间，这一思路后来有所调整，也就是，可以先从省一级开始实验，甚至从地市级开始，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先由地方国资委操作，把地方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这个地区的公民。至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如宝钢，虽然在上海，可是是全国人民的钱办起来的，所以大部分还是要放在全国国民权益基金的篮子里。这样一步步来，先从产权归属没有争议的地方国企开始办起，逐步把全国的国有企业资产都装进不同级别的国民权益基金之中。

　　唯一的遗憾是，假如我们设定一个时间，以某个时间作为截止，在此之后出生的中国公民就享受不到民有化基金的股份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会显得不够公平。不过，这总比现在老百姓谁都享受不到国有资产的好处要好，而且他们的父母享受到了这些财产，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会从侧面分享到其中的福利。

　　第三个问题，假如把国有企业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每个公民，会不会像前苏联那样，老百姓不知道股票的价值，转手就低价卖了换酒喝了？这样会助长社会不公正、促成寡头的出现？

　　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许多存在误解。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没有买卖过任何股票，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所以，很容易就卖了。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改革之后，这些企业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仍然严重。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国企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局面。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东欧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国家。

　　可以看出，俄罗斯的问题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

　　但是，正如上面谈到，我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不是俄罗斯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是要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

　　中国今天搞民有化，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要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人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

　　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有18年的经验。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我想把这几点理解清楚，对于民有化最主要的顾虑应该可以打消了。

　　以前，我们总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保8”、要8%的GDP增速才放心？这是因为老百姓感受到的GDP增速和实际的GDP增速是两回事，因为在国有制之下，民众没有多少资产性收入，他们主要或说完全靠工资生活，而资产升值和财产性收入主要进入国家手里、不能转换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动力。所以，现在的国有制抑制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也就抑制民间消费需求，进而，经济增长只能靠出口带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已经不是问题，但造出来的东西由谁来买，这才是增长的瓶颈所在。以前中国造的东西卖给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但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减少，内需不足问题尤为突出。而且即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也由于世界多数人已经用上了中国商品，以后要大幅扩大出口也很难。所以，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迫在眉睫，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把国有产权中属于每个人的那部分产权分给个人，让老百姓分享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增加国内的民间消费需求。"

转载自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chenzhiwu/archives/281053.aspx

"拒绝掠夺，从税开始"

By Civics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出品

　　一、人人都是纳税人，税收的用途是购买政府服务
　　【常识一】
　　"中国政府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经过大量错误观念的洗礼才能带着用愚蠢武装好的头脑进入大学和社会。很多人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是我们交的税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我们。
　　税收的本质是养活政府，使其提供公共物品，例如公路、消防、治安、环保等。现代社会中，税收体现的是政府和大众之间的交易关系，而不是掠夺、欺骗与合法暴力。税收给大家提供了必需公共物品的同时，也提高了商品成本和价格，造成工资下降、企业利润减少和经济困难的倾向。
　　【常识二】
　　"你一个不纳税的学生，有什么权力对政策说三道四？"
　　很多人在税收问题上非常无知，他们缴纳很多税收，却一无所觉。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经常被当成税收的全部，但实际上，它只占中国税收总额的10%不到。
　 　在个人所得税之外，中国有20多个大税种及其分支。这些税收，有一些不一定收在每个人头上，但是通过市场，都会通过价格将传递给每一个人。比如向某个行 业的全体生产者，如家电制造商收税，这些税收会传递到制造的商品价格上，最终由每个消费者买单。根据微观经济学，如果不考虑其它干扰因素，向生产者收税的 效果和向消费者收税的税负效果是一样的。向公司征税就是向消费者征税。每个人购买商品时，所交的税不仅仅是增值税――这同样是一个典型误解，其实公司交的 所有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关税……最终都会通过市场价格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
　　・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
　　・如果花1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总之，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哪怕是乞丐，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免不了交税。在其它国家，这些包含在商品里的税收都会打在账单上，而中国没有。这就使得大多数人认识不到商品含税，即便知道，也不清楚含了多少税。

　　二、税负的痛苦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而不是税率。
　　在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为什么它们的差距如此之大？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它们的生活水平却差异不大？中国的税收只占GDP的20%，为什么人们却怨声载道？
　　【常识三】
　　税收的根本目的是用于购买公共服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需要拨出其中的一部分来给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发工资。后者是使用税收的社会成本，它的数额越高，税的无效消耗越重。
　 　在发达国家中，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政府成本相 对较少。中国正好相反，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很难领到失业救济。在中国，这些支出的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的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和浪费。
　　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冯培恩委员列举了部分政府浪费行为：
　　・公务用车浪费――我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
　　对比：德国首都柏林，公务用车一共92辆，其中专车不到30辆，很多车仅用于运送文件。在芬兰中央政府，只有总理和外交、内务、国防部长有固定公车。
　　・公款吃喝消费――粗略统计，公款吃喝每年不少于2000个亿，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公费出国消费――近年来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在各地持续升温，目前我国官员公费出国一年耗资已经超过3000亿元。这些培训实为旅游。
　　在法国巴黎，奢侈品店里几乎都设有中文导购，专门接待每年从中国前来购物的官员和官太太。在南非，当地华人协会抱怨说，每年有200到300个中国公务团体前来游山玩水。令他们疲于接待，估算一年起码消费5000万。
　　・政府会议浪费――例如西部某县2003年召开涉及乡镇的会议达375次，其中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95次，以县委办政府办名义召开的会议147次，县级各部门自行召开会议117次。
　 　・"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浪费――一些政府举债建设超豪华大广场、大剧院、大体育馆、大机场、高尔夫球场等。还有，一个省级贫困县政府的办公楼耗资 7000多万元，相当于全县年财政收入的1／3；西部一个镇建起了形似天安门城楼的办公楼；南部一个只有7个村干部的村委会，耗资400多万元兴建办公 楼。
　　对比：在美国，找政府部门，外地人得带上地图按地址寻找。因为政府部门常为小型平房或直接租用民宅。与中国地市政府的高楼大厦，深院围墙，警察站岗的一目了然，迥然不同。
　　【常识四】
　　在中国，除了税收以外，政府还有其它收入，包括行政收费，预算外收入，垄断行业收入以及腐败收入。这四项金额加起来几乎与合法税收总额相当。从而使得中国实际迈入了高税国家的行列。而与其它高税高福利国家相反的是，中国的社会福利却少得可怜。
　　・行政收费
　 　根据2005年经济普查，中国的行政收费中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五个部门，加上法院，共收取费用9724亿。全体政府部门大约收取行政费用 12500亿。相当于提高了约30%的税收。除税务部门以外，全国各种部门通过行政法规、文件通知等"合法"收费就有上千种。（收费条目详情请翻阅手册） 而违法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民间有"一税轻、二税重、三费四费无底洞"的说法来描述这种现象。
　　【故事一】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06年的一项调查中，问过一个小饭馆的老板，除税收外，还需向政府缴纳多少费用。老板拿出了缴费单，单子上显示，一共有19个部门，收取了69项费用。
　　【故事二】
　 　政协委员王超斌举例说，他公司旗下的任何一个正常房地产开发项目，从开始获取土地，到竣工结算备案，跑部门、交费用、盖章，贯穿始终。从征地开始，到把 楼房建成，让购房者入住，王超斌的公司管理人员乃至王超斌本人，要跑遍25个局、委的80多个科室，共缴纳50多项费用。A大厦项目从规划局到建委部门这 个审批阶段就已经发生14项费用，总金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 其它房地产公司，老板未必有王超斌这样的高级身份，所需要的费用和受到的刁难更多，往往超过百项。
　　在目前中国的房价中，实际上大约有55%是交给政府的税费。税收占10%，土地费用30%，奥秘无穷的"其它"费用则占去15%-20%。天价房和豆腐渣工程也由此而生。这还没有算上贿赂等腐败费用。
　　・预算外收入
　 　除了收费以外，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大的预算外收入，就是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6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约为7700亿，与土地出让价格相 比，农民的土地补偿金额大约只有10%。政府净收益7000亿，相当于提高了近20%的税收。在很多地方，土地出让金成为了政府的摇钱树和财政支柱。
　　・垄断收入和腐败收入
　　在正常税收之外，政府还掌握了一些垄断企业，包括电信、石油、金融等。这些垄断企业通过政府保护的垄断地位所获得的巨额利润，除掉交税和自用以外，还剩余很大一部分，是用于给政府官员摊销费用。几乎每个垄断企业背后都供养了一大批官员，互为背景，相互支援。
　　腐败收入则是更难预测的一部分收入，学者们的估计一般在每年3000亿到10000亿之间。即便这个可以说是恐怖的估算数额，怕是也和民间的感受相去甚远。
　　【故事三】
　 　2009年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多达百万，而残联一个职位，竞争者达4500人。供需比年年提高，且报考人员很多是能够在社会上找到高薪工作的高学历 者。公务员的火热折射出其畸形的待遇。如果一个社会，高水平，高知识，高能力的人才都去做公务员，去消耗纳税人财富，而不是成为生产财富的企业家和工人， 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有高质量的财富增长。

　　三、如果纳税人对税收使用无法监管，那么纳税并不光荣。
　　如果黑社会收保护费时高喊"交保护费光荣"，你一定会觉得很可笑。政府税收之所以与黑社会的保护费有区别，并不是因为政府行使的是合法暴力，而是因为交给政府的税收可以监督。
　　【故事四】
　　阜阳市政府兴建了豪华办公楼，被称为"白宫"。纳税人李国福将办公大楼的照片放在了网上，并多次到北京举报建造办公楼的区委书记张治安。对此，网民议论纷纷。随后，李国福被逮捕，并在见律师之前的几小时内死在了监狱里。经检察院鉴定，系"正常死亡"。
　　【故事五】
　　在北京生活的69岁老汉付达信，由于无钱养老，在北京火车站抢劫后，站在原地等待警察的到来。被抓获后，法官判他2年有期徒刑，他非常不满，要求加到五年。在监狱里，他吃到了两年来的第一顿肉。三个多月后，他足足胖了十斤。并考虑出狱后继续靠抢劫入狱养老。
　　【常识五】
　 　只有政府首先依照合法的程序，在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税收的种类和额度，然后才谈得上公民的纳税义务。对于未经合法程序确立的税收，公民本不应有任 何纳税的义务，也更谈不上什么纳税意识。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是为了少缴税向有关官员行贿。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 能在社会中具有任何权威性和正当性。如果纳税人被强制征税，他们也就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为此而行贿为耻。
　　税收是一项纳税人购买政府公共 服务的一项契约，既然是契约，就需要公民的授权才能征税。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一整套的公民授权、监督、运作税收的方案。而中国的税收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制 定和征税成为行政部门不可控制的权力，各种税收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混乱不堪。而人大只有理论上的预算审批权，没有修改和调整权。并且由于人大在中国 的实际运作中普遍处于弱势，收税就成了政府单方面决定的事。
　　【故事六】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政府的预算外支出大约与预算内支出相当，占据支出额的50%左右。这部分支出严重影响了公共财政的有效性。
　 　至于预算内支出的审计复核，也几乎无效。这涉及到中国人大代表选举本身的弊端。人大代表对于国家事务实际没有决定权也没有监督权，没有责任心，很难做到 向纳税人负责。海淀区人大代表许志永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在2004年海淀区人大会议时，列出政府财政预算，要人大表决。其中，不到60亿元的预算中，居然 有12.6亿属于"其他"支出。"其他"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最后在他的异议下，财政局修改了预算报告。但是到了2006年人大会议时，问题依然如 故。代表们根本连详细的预算都拿不到，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就举手通过。与会的将近四百名代表，在绝大部分人没有看见预算的情况下就投了赞成票，只有两人投 了弃权票。很多代表既不为纳税人考虑，也不认为自己是纳税人选出，极端地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任意截留税收的情况非常普遍，在预算支出外有意留下 大量预算外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潜规则，无人过问。
　　很多人深为中国人的纳税意识忧虑，他们希望中国人像其它国家的公民那样，积极、主动地去税 务部门交税。他们提出"纳税光荣"、"纳税是公民的义务"等各式各样的口号，甚至编入了教科书，但收效甚微。人们往往更愿意采取偷税漏税，向官员行贿的方 式来逃避税收。这是为什么呢？
　　・不把税收建立在纳税人同意的基础上，靠暴力为后盾来征税，形同黑社会收保护费。这个时候，纳税永远不可能"光荣"，反而会被人视为"无能"、"傻蛋"。
　　・人们对自己到底应交多少税，什么时候纳的税，税收是否合理，税收如何使用，都一头雾水的时候，就不可能不反感税收。多如牛毛的随意收费和屡禁不绝的腐败现象，使得税收征管成为一种威慑和欺诈行为，而不再符合公民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初衷。
　 　・当征税成为政府为获私利而采取的行为时，性质就完全变异。有些部门通过经济管制，层层设卡，通过几十道审批手续对纳税人进行盘剥和索贿；有些部门则仰 仗暴力手段对待纳税人，喜欢用"突击"、"打组合拳"的手段来对待纳税人，拳头打在纳税人脸上，钱被抢夺到征税人的口袋；有些部门则使用报复性征税，一旦 你得罪了他们，不乖乖上供行贿，则会受到报复性监管，使公司无法正常运营，企业无法正常生产。
　　・食税人偷税。纳税人从个人辛苦劳作中支付税款给政府的食税人，而食税人不用这些钱完善公共服务，反而经常偷税、抢税，用于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往往这些大肆偷吃公民税收的食税人，反而经常指责供养他们的纳税人偷税。何其荒唐可笑？

　　四、为什么我们的税越来越多？
　　・你不管税，税就管你。如果对政府财政支出不作监管，政府收税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机构会越来越膨胀。
　　【故事七】
　 　2006年，湖南常宁市财政局违法购买了两辆小车，超过政府预算和对车辆的编制。该市一位村主任，蒋石林，在获知此事后，向市财政局提交了行政复议书。 由于对答复并不满意，他又将一纸诉状递到常宁市人民法院，要求裁定市财政局超预算超政府小车编制购买豪华轿车的行为违法。一周后，法院做出了《行政裁定 书》，不予受理。对此，常宁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向记者问道：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岂不是给购车的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他同时质疑，原告蒋石林是一个农民， 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与此类似，蒋石林的朋友们也纷纷责怪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这类事件是我国社会的一 个真实缩影。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是：公民纳税，政府使用税款，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纳税人也有控制和监督税收使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最基础的知识却不为大多 数官员和纳税人所知，传统的皇粮国税观念和长期不平等的征税关系导致了现状。纳税人把税收当成上贡，而官员也不认为自己是纳税人养活，甚至对税款来源也一 无所知。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由于税收无法监管，在私欲的驱动下，政府部门可以方便地将税收挪为己用，公共支出自然不足。随着政府官员的 各种明暗收入的增加，利益不断扩大，更多有"关系"的人员则通过各种方式走后门进入政府部门，分食这些利益，造成政府机构膨胀。机构膨胀后，再想办法通过 各种手段征税收费，养活更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到最后，税收不再用来提供公共服务，而是用来支付官员的工资、福利、灰色收入、贿赂纪检人员以及日常的吃穿住 行。
　　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把税收当成纳税人上贡的皇粮，把纳税人当成提款机，政府部门会膨胀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政府会将税负扩张到招致纳 税人集体反抗的边界点为止。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皇朝，尽管纳税人要求很低，往往只要能官府能让人活命就行了，但是最终政府机构一定会膨胀并横征暴敛到他们 活不下去为止。
　　・非法征税的合法化
　　【故事八】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在设计时定为"政府收费还贷公路"，即承诺纳税人，这 条公路在收费结束后即可免费使用。但是，至2005年，这条贷款11.65亿元高速公路在已经收取32亿元的情况下，还在继续收费，预计剩余收费期还能收 到90亿元。这一信息被审计署披露后，相关利益部门或只字不提，或是"研究研究"施行缓兵之计，或是称经费早已挪用于修建其它公路。
　　【故事九】
　 　燃油税改革方案中宣称，开征燃油税取代公路养路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公路运输管理费、航道养护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其中，除了养路 费，各种公路客货附加费，如二级公路收费取消并入燃油税的法规引起了很大反响。交通运输部规划司战略规划处处长刘占山表示，交通部门将确定逐步取消二级公 路收费的可行性时间表。因为我国二级公路收费站点人员有近9万人，要安置这些人需要时间。而网友则坚决驳斥，认为这是各级政府留出违法空间，将大量二级公 路改为一级公路继续收费，是违法推迟法律执行时间之举。
　　实际上，这些网民大部分并不知道，早在2004年，《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就已规定：技 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费。也就是说，这些二级公路早在四年多以前就已经是违法收费。其它所取代的税费，也有很多是此前不合法收费的集合 体，早该停止征收。例如很多使用养路费保养的公路，却重复征收过路费。然而在税制改革时，这些违法税收却被打包成了合法的税，将其合法化。可笑的是，它还 打着取消苛捐杂税的旗号。这样的事例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出现。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
　　・国家与地方争税
　　【常识六】
　　政府收取税收，负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事务。使用的税越多，负担的事务也多，反之亦然。
　 　中国政府在1994年进行了重大的税制改革，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在该套税收实施的第一年，中央财政收入暴增了两倍。占全国财政收入 比例增长到56%，地方财政则降低为44%。但是中央和地方的事务却正好相反，由于地方是各种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地方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占总额的 70%，中央政府仅占30%。地方政府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的主要提供者，分税制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提高，却造成了地方政府资金的严重匮乏。出 现了如下结果：
　　★地方政府普遍负债甚至破产。很多基层政府出现了拖欠工资和连年赤字的问题。
　　★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下降，长期领不到的薪水的乡村教师和破烂的教室是中国很多地区永恒的一景，而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比如东北的一些大型企业所在的城市，曾经上缴了巨额税收的纳税人们，失业之后却得不到多少保障，只能到菜市场拣剩菜回家果腹。
　　★地方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巧立名目乱收费，横征暴敛。
　　★由于土地相关的税收是地方政府独享，为了获得财源，地方政府往往令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各种暴力拆迁屡禁不止，房产价格居高不下。
　　★地方政府争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竞争白热化，各地纷纷常设驻京办，游说、行贿各个部委，造成大规模的腐败和资金效率流失。
　　目前国内不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极其不满，将其看成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事实上，这些看法是片面的，其背后有根本的原因。
　　・高税收与弱监督的后果：经济萧条与贫富分化
　　【故事十】
　　2008年10月，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位于珠三角的东莞大型玩具厂商、香港合俊集团旗下两家工厂宣告倒闭，6000多名工人一夜之间失业，集体走上讨薪之路，
　 　其实，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国内民营企业早已经营困难，广东省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8年前5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数量达11006家，增长 12.7%，占全省工业企业的26.0%；同时，企业亏损额增长49.3%，增幅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台州，5371家上规模企 业中，亏损1111家，亏损面达到20%，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增长55.7%。在这种大规模的亏损下，只要资金链条出一点问题，就会产生连锁 反应，造成上下游企业、或关联的担保企业接连倒闭。而金融危机无疑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
　　与企业经营普遍困难，艰难维系的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呈现"爆炸式增长"，自1995年以来，税收连续12年平均增长20%，而相应的，GDP平均每年增长不到10%。截止2008年7月，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全国财政收入依然比去年增长了26%。
　　【故事十一】
　 　在2005年，中国的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8%。排于世界各国末尾，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自2003年以来， 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长一直低于税收增长。而且人们怀疑，这些投入大部分被行政部门消耗。因为"教育局吃教育"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新田 县，修建教育局新办公大楼和购置豪华车，耗资巨大，导致亏损1100多万元；广东省吴川市教育局有17个办公室，在短短一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 元……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近年来各地的政府大楼是越盖越气派，但公立中小学的校舍基本没有改观。
　　医疗方面，民众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与 政府支出规模很不相称。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1990年政府投入在卫生总费用中占24.09%，社会投入占37.95%，个人投入占37.6%。政府投 入原本就不足，却一直在下降。到2003年，政府投入占到17%，社会投入26.9%，个人投入所占比例为56.1%。从医疗投入占GDP的比例来看，美 国是13.9％，而我国只有4.5%，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位。
　　更严重的是，有限的政府投入，大部分被花在少数人身上。2006 年9月16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 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 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税收除购买公共服务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社会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基于这一点，很多人认为，加税对穷人有 利，减税则对穷人不利，降低了社会保障的力度。但事实上，在税收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未必朝着穷人倾斜。从使用税收的情况来看，各种与权力相关的人员，支配 了大部分的税收，而真正用于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公共产品的税收，比例却连年减少，跟不上税收增长的比例。考虑目前中国社会权钱结合之紧密，实际上，税 收很有可能不一定弥补贫富差距的程度。根据北大教授张维迎在中国31个省市的统计发现，政府的税收增加不能缓解中国的贫困问题，凡是政府支出占当地GDP 越高的省份，贫富差距反而越大。
　　・作为纳税人，面对缺乏征税、用税意识的政府部门，面对税收越来越高，负担越来越重，政府人员支出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历史循环呢？
　　★利用舆论，对每一项税收展开理性的辩论，警惕任何一项加税举动。
　　★时刻关注、提醒政府，有效率地运用税收，不要公税私用。
　　★要求政府，在每年人代会时向全社会公布详细科目的预算手册。
　　★支持那些在税事问题上承担责任的人大代表及常委会组成人员。
　　★抵制你认为不合理、不合法的税费，并不惜与政府部门对簿公堂。

　　――很多人认为，这些行为不属于正常的中国人行为。中国公民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事务上，常年的形象都是糊涂虫和缩头乌龟。但是，要建立现代国 家，每一个人必需学习和普及税务知识，依法监督税收的使用，绝不能等到大家都纳贡纳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再想起抗争。抗争得越迟，吸饱纳税人血汗的利益集团越 强大，反弹就越厉害，痛苦也就越深，形成现代国家制度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最后，感谢大家阅读传知行经济社会研究所编写的《2008年公民税权手册》；希望热心人转贴传播。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公正的国家！

（以上为《2008公民税权手册》内容摘要；全本下载地址：http://www.zhuanxing.cn/ ）

转载自 bullogger

央视新闻联播的规律

据说 央视新闻联播的规律是
前十分钟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
中间十分钟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最后十分钟国际形势一片大乱。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2009年1月9日下午三时许（UTC+8），牛博网中国大陆服务器无法连接，域名解析失败，其海外镜像“牛博国际”亦未开通访问。 成都作家冉云飞在无法访问牛博后，向该网负责人咨询从而证实了牛博网被关闭的事实。稍后冉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这一‘自由主义大本营’被关事件有言论自由风向标的意义”。该报道称“牛博网被关再次预告了09年当局将进一步收紧网络和媒体言论自由，以应付更多将浮出水面的社会矛盾对政权带来的威胁”。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该网创办者罗永浩称被告知关闭牛博网的理由是“网站存在有害的时事评论”，罗后来在其个人博客中披露了更详细和准确的信息。 此前，牛博网多次出现诸如零八宪章、民众维权及时政批评等当局认定的所谓“敏感信息”。而近月来牛博网更是被称为零八宪章的“主战场”，前一天香港《苹果日报》在有关零八宪章发起者刘晓波的报道中亦引用了出自该网的一则打油诗评论。
据信，该事件表明当局在为09年稳定舆论坏境铺路，标志着中国网络言论自由空间的急剧萎缩。 牛博网被关闭后，引发了大批中国自由派人士的不满。以知识分子及文艺青年为主的豆瓣一度出现多个悼念牛博网的线上活动，但都被豆瓣管理方面删除。 美国媒体CBN和《时代周刊》博客等亦对该事件加以报道。

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9%9B%E5%8D%9A%E7%BD%91&variant=zh-cn

压制的记忆与待写的历史

RFI - 白夏：《压制的记忆与待写的历史》:

作者 雅尼克

在本次“法国舆论看中国”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给大家介绍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白夏教授的一篇有关中国集体记忆的文章，此文刊发于法国汉学杂志《神州展望》2007年第四期，题目为《压制的记忆与待写的历史》。

该刊在文章提要中写道：此文是一篇探讨中国政治权力掌控历史及官方如何向社会灌输历史的研究著述，中国的一些基本历史事实如57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等均长期被禁止讨论。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传输虽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历史上的黑洞却仍然存在，尤其是1989年的天安门惨剧仍是最大的禁区。这种对历史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民主运动的记忆无法形成。

作者在文章开始时简要提到了中国官方修史的传统。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之后，为了建立自己王朝的合法性，重修前朝的历史就是一项重要措施。白夏认为，虽然这一传统到1911年就不再延续，但是，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将政权奠立于历史之上是十分重要的。

1949年之后的中国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自十月革命开创共产主义时代以来，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均对历史实行操控。长期以来，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曾经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不同时间领导人合影的照片，了解谁被从照片上删去了。作者表示，中国共产党政权既继承了中国文化官方修史的传统，又承继了苏联重新编织历史的手法。

对于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由于没有选举，于是通过历史寻求政治合法性就变得极端重要。作者表示，中国目前的各种节日庆典，如七一是党的生日，八一是解放军建军节，十一是国庆节等等都是以党的历史来规范国家和社会的生活节奏。每当节日到来，各种纪念活动、老革命的回忆等等均是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

白夏同时指出，自然这种以统治者挑选的历史事件为历史定调的做法并非只限于共产国家，其他的专制国家也同样会利用历史为自己营造政治合法性。但是，作者认为，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则是，中国只有官定的历史，如果说民间不是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的话，至少空间是极为狭窄的。

白夏教授以当年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来说明这种编造历史的荒谬性。据说，当时有人打电话到苏联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电台询问：是否可以预见将来？电台的回答是，绝对可以，这完全不是个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的问题是预见过去，我们的过去在不停地变化。

白夏教授指出，中国各个时期的领导人出了问题之后就消失于中国官方的历史书籍，刘少奇、林彪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现象说明在中国领导人那里，历史的意义十分重要。但是，仅仅是定期修改历史教科书对于政治合法性来说仍然是不够的，对历史的任意修改还必须助以对记忆的控制。

在毛泽东的时代，对记忆进行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法是进行“阶级教育”。将学生送到工厂或农村接受阶级教育，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吃忆苦饭，请老农民、老工人讲过去阶级敌人如何压迫、剥削穷人，如何狠心要求工人农民长时间的干活，使他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在这种阶级故事中，除了有穷人受剥削的内容之外，更重要的还有“有压迫就有反抗”的内容。农民、工人当然会奋起反抗，但是终归势单力薄而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直到有一天，来了红军、来了共产党，于是云开雾散，红军解放了村子，将被剥削的农民从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解救了出来。

不过，作者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的历史记忆还不完全停止于此。文革之后，官方的历史不仅批判旧社会的阶级敌人，也要批判新社会的被揭发出来的阶级敌人，他们在不同时期是右倾份子、右派、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派等等。共产党发动极为密集的各种政治运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教育来不断地重塑青年人的记忆。这种政治教育一方面十分重视仪式的举行，政治学习、忆苦思甜教育，英雄人物宣讲活动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共产党不仅调动阶级意识，也调动人性情感世界，用各种个人的经历和故事来塑造年轻人的心理。

不过，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对集体记忆的塑造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手法，而且这种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记忆也会遇到反抗。也就是说虽然官方记忆无处不在，但民间记忆也没有完全泯灭。

白夏指出，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记忆差不多就意味着遗忘，家庭成员之间也不能传达同党的指示不一致的记忆。当年运动有所谓《划清界线》的说法，在家庭内部，子女与父母之间，夫妻之间，都不能讲述自己与党的指示不同的的亲身经历。众多的右派子女完全不知道其父母有何种言论，他们只是认定其父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

文革时期，众多的红卫兵和知青忠实地听从党的宣传，相信右派绝对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份子。只是在大串联和上山下乡时，一些红卫兵和知青才开始了解到原来右派并非如此反动。作者引述现在的异议人士魏京生的思想转变过程说明这一观点。魏京生是高干子弟，文革初在新疆串联时遇到了一个女右派，女右派给魏京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使得魏京生开始怀疑他一直深信不疑的共产党的宣传。对过去的隔膜使得众多的年轻人无法独立思考问题，而对过去的重新认识则促进了他们的觉醒。

不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有机会互相交换各自不同的经历和见闻，其中部分人也有机会读到一些被禁的书籍。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的集体记忆长期只有官方规定的一家记忆，只是到了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的部分历史才得以重新出土，集体记忆被掀开了一角。白夏教授指出，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时期，苏联也出现短暂的解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德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此时被赫鲁晓夫批准出版的。社会变革需要从历史中寻求合法性，这不是共产党政权改革的专利。南美专制国家智利、阿根廷的民主变革时期也同样伴随着对历史记忆的重新解读。随着民间大量的回忆、传记等书籍的出版，官方对历史记忆的垄断被打破。

但是，文革后中国的民间记忆的复活并没有突破官方的界线，官方封锁对反右运动、文革等的讨论。作者表示，1978年中国出现了民主墙，这是著名的第一次《北京之春》运动。然而，1978年在民主墙发表自由和民主言论的青年人同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年轻人一样，均对他们的前辈的言论和观点一无所知。换句话说，中国争取民主的运动被取消了历史传承，每一代人都要从零开始。他们不知道其父辈曾经也有过争取民主的努力，也曾经朝民主和自由的方向上作过探索。这使他们无法接收历史的遗产，既不能从组织上吸取教训，也不能站在更高的思想高度。

为此。白夏举出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记忆运动为例说明历史记忆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极端重要性。中国何时能够出现一个类似的运动呢？1987年，中国著名作家巴金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不被官方允许。1989年六四惨案过去十几年了，中国却见不到有关此事件的片言只语。

白夏提问：中国目前官方虽然仍然封存记忆，但是官方已经不可能禁止民间私人场合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能否战胜官方的记忆垄断呢？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的形成和成熟是否有赖于中国历史记忆运动的出现呢？

白夏教授表示，十多年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做一些抢救民间记忆的工作。如丁东所主持出版的《老照片》杂志，通过对民间的个人记忆的叙述，发掘被遮掩的个人与家庭的历史，同时也观照大的历史时代。一些当年参加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如徐友渔也发表自传，讲述当年的历史。白夏也举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在整理个人回忆与资料上所作的努力，如他从旧书摊上发现的杜高档案，后来整理成书，以《又见昨天》为题出版，系统地再现了当年共产党的干部如何收集材料，如何从个人私人谈话中寻找定罪证据的过程。

作者最后指出，这一民间的抢救记忆的行动也许还会发展下去。中国的记忆运动也许不会像当年苏联那样有组织、有系统，但中国的记忆发掘在没有政治改革者的推动下已经出现，这也许便是中国之特色。"

"渐进民主"的玫瑰梦

BBC 中文网 | 中国报道 | 王天成："渐进民主"的玫瑰梦

王天成：中国民主化以英国为参照是“时空错乱”。

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际上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显著，而政治改革滞后。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不仅进行了经济改革，也已经并且应当继续以渐进方式进行政治改革。

宪政学者王天成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认为，'渐进民主'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的'玫瑰梦'。

这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访推出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当时对王天成所作的采访，采访中他首先归纳了'渐进政改论'的主要观点：

答：这主要是官方学者，或者一些有一定独立性，但愿意站在官方立场上说话，以为这样说话容易被接受的学者提出的观点。认为经济改革是渐进的，政治改革也是渐进的。

他们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后倡导的比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及人大代表的差额选举、县以下设立人大常委会、给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权等等，还有人事制度改革，作为证据来证明中国进行了渐进政治改革。

这种观点受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那种认为中国要走'渐进民主道路'的观点影响。

问：那'渐进民主论'者他们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思想资源又来自哪里呢？

答：他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就是'英国道路'。他们认为英国的道路是逐渐演进的道路，是渐进民主的道路。实际上英国道路不是这样，这是对英国道路的简单化和片面的、浪漫化的理解，其实也是一种虚构。

英国的道路不是简单地用'改革'两个字就能概括的。英国的宪政转型有两个关键阶段，一个是十三、十四世纪，一个十七世纪，这两个阶段都发生了战争。

当时英国的改革是因为贵族起义取得了胜利，迫使国王不得不接受改革。

说到英国宪政，人们总是要提到1215年的《大宪章》。《大宪章》就是贵族率领军队攻入伦敦，把国王俘虏之后强迫国王签署的一个投降协议书。

但是国王人身获得自由后又后悔了，企图取消《大宪章》，当然后来又失败了。约翰王因此在郁闷中去世，后来的国王还是要摆脱《大宪章》的束缚，这样又发生战争。


真正的渐进民主应当自下而上。比较理想的是先推行乡镇和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这意味着首先改变地方政权的性质，使地方政权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

宪政学者王天成谈中国民主道路的现实选择

经过了多次战争之后，贵族和国王都学到了一些东西。贵族认识到，战争并不能作为他们让国王遵守《大宪章》，保护他们自由和权利的常规方式，这样就开始了议会政治，用议会来约束国王。

当时英国的议会主要是贵族组成的，贵族是当时主要的纳税人。国王有自己的财产，但比如发动战争，他就需要贵族纳税、奉献。

当时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叫'没有代表不纳税'，国王征税必须经过议会同意。

议会就利用这个原则和国王博弈，每次国王要钱的时候贵族就跟他谈判，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问：由此可见，贵族是推动英国宪政的主要力量。反观中国，这样的力量在哪里呢？

答：这样的力量在中国是找不着的。中国的人大和英国当年的议会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人大主要是由官员组成的，这些人是吃纳税人的税金的。他们没有动力、没有兴趣也没有力量去跟政府博弈，他们自己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大的权利能否巩固全靠更高统治者的意志，他想让你发挥作用你就发挥作用，他不想让你发挥作用你就别想发挥作用。你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谈判、去制约他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政府缺乏内在的力量和动力来让中国像英国一样进行演进。

问：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加上'六四'这个背景，'渐进民主'这个提法，至少在字面上听起来似乎应当是一个合理选择，您不同意这个道路，那'渐进民主'的害处在哪里呢？

答：的确很多人认为'渐进民主'是一个合理的、现实的选择，因为它很温和，这样统治者能够接受。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不现实的选择。

一些消极的'渐进民主论'者甚至认为这个民主就是渐渐发育出来的，你不用去设计，你就等待就行了；另一些'渐进民主论'者也在考虑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因为总不能'不渐不进'吧，'渐进民主'也需要一个开端嘛！

但是，考虑到开端问题的学者为了让当局容易接受，只能提出一些非常温和的建议，比如从行政改革开始，但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两回事，看不出来它对政治改革有什么意义。

问：好像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时间里推行了那么多法律，中国政府似乎也有以法治取代民主的趋势，总是强调'依法治国'，这种现象是否也和'渐进民主'论有某种契合呢？

答：这正是很多'渐进民主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觉得可以从建立法治入手。

过去三十年中国确实制定了大量法律，但同时也制定了大量反人权、反自由的法律。法律增多了，政体并没有转变。这些法律的制定准确地说是现有体制的自我完善，并不是向另外一种体制的转型。

当然我们不否认加强法制、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对未来民主转型有好处。但只要不涉及政体本身，不涉及一党制的问题，不涉及人民的选举自由，民主是不会到来的。

而且政府体制不改变的话也不可能建立法治。司法不独立，人们得不到公正的审判，你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没有一个恢复正义的地方，法治何在呢？法治其实也是要以民主为前提的。

问：民主进程，渐进也好，不渐进也好，考虑到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它的开端应当在哪里？

答：我认为，真正的渐进民主应当从下面开始。比较理想的是先推行乡镇和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这意味着首先改变地方政权的性质，使地方政权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

以地方为开端的优点是为人们学习民主提供一所学校，也包括官员学习民主。然后我们再由地方选举过渡到全国选举。

台湾的民主化是比较平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很重视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

其实从地方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戊戌变法的时候我们的先辈就认识到了地方自治对实行全国宪政的意义，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很多封疆大吏也持这种观点，后来孙中山先生、国民党也是这种看法，才有了台湾的地方自治和民主转型。"

严家其：胡锦涛没有政改魄力

BBC 中文网 | 中国报道 | 严家其：胡锦涛没有政改魄力

严家其：中共八十年代政治改革设计者之一。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曾在中共十三大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赵紫阳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参与政治改革的设计。

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严家其发言指出，没有重大事变的推动，今天的中国不会有真正意义的政治改革。

这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访就播出BBC中文部资深制作人乐安当时在纽约对严家其先生所作的采访，采访中他首先谈到了当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

答：应该说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不仅希望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希望改革政治体制。他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很多弊病，特别是这个体制导致了'文革'的发生，所以他是有决心来改变的。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他也就政治改革说了很多话，比如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以及结束领导干部，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物的终身制。在中国的《宪法》里也规定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不能连任两次以上，这对中国是个很大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突破。

没有邓小平废除终身制，没有1982年《宪法》的这个规定，后来的江泽民就可以像毛泽东一样一直连任下去。

问：现在说到政治改革，人们更多想到的是民主选举、新闻自由这些内容， 当年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和今天人们这种期待是不是还有很大差距？

答：当然，他的政治改革是企图从中国的专制政治中迈出第一步。

专制政治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权力的过分集中，第二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终身在位。这两点不打破，中国的专制主义不会消失，而邓小平打破了一条，打破了最高权力的终身任职。

英国走向民主宪政是让国王的权力变虚，解决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集中的问题。而邓小平改变的是另一点，解决了终身制。如果这两方面同时改变，那就是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但中国今天还是党领导一切，没有分权制衡，所以中国只走了一半。

问：如果从历史角度看，邓小平的政改是不是仍可以看作中国整个政治民主的重要一步呢？

答：是重要的一步，但是也有尾巴。军委主席就没有规定可以连任几届。在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下，军委主席如果没有限制地连任就等于把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努力抵消了。

在中国这种最高权力不能分割的情况下，限制任期应该说是政治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第二步就是赵紫阳在1986年到1987年制定的'政治改革总体方案'，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改革，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下进行的，没有什么三权分立，但提到了适度的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权力也受到一定的制约。这两步对中国摆脱专制主义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

问：但不幸的是即使赵紫阳这个有限的政治改革也随着1989年的'六四'事件终结了，后来甚至连'党政分开'也不提了。

答：现在中国就是党政不分。赵紫阳是坚持要走'党政分开'道路的，他的'政治改革总体方案'基本上都体现在了1987年全党通过的'十三大'报告里。

所以1989年学生运动的时候，他就企图按照政治改革方案来做，比如协商对话。但'六四'之后的二十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完全停止了，即使说是政治改革，也都是表面现象。

问：反而所谓'西方敌对势力的威胁'成了更大的考虑了。

答：主要是'六四'之后感到政治不稳定，特别是'六四'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这件事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


中国近代史有个规律：大事件出现大变革，小事件出现小变革，没事件没有变革。鸦片战争带来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有戊戌变法；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胡锦涛我看他没有能力也不想突破这个规律，因此不会有政治改革。

原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谈政治改革

而另一件人类历史上的大事--柏林墙的倒塌，使中国认识到原来公有化的道路是完全走不通的。于是决定在共产党领导下，或者说在共产党专政的情况下，完完全全地、有意识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名义上还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问：198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民间受益的，以那些'万元户'为标志的，但'六四'之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变成了以国家、权贵，以官商勾结为标志的资本主义？

答：'六四'以前的资本主义还不是非常明显，也不是很有意识，只是采取资本主义一些好的经济手段。1989年之后就是明目张胆地、下决心要走资本主义了。东欧变化以后，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不得不这么做，因此也结束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体系。

问：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六四'之后政治改革停顿，与之相伴的又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这二者的结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答：这种情况不奇怪，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类似的阶段。

马克思书中经常提到的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就处于今天中国的状况。 一方面政治专制，另一方面除了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文化、艺术都高度自由化。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时代是非常相似的，这种情况在法国维持了二十年，后来普法战争改变了法国，法国慢慢走上民主化道路。

所以中国当前的这种情况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随着最高领导层一次次的更迭，民主化的意识就会进一步高涨。特别在一块经济自由化的土地上，要想长期维持专制是不可能的。

问：那您觉得将来政治改革的动力还能来自领导层吗？

答：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靠掌权的人和民众结合。中国不需要毛泽东或者太平天国那样的农民革命，这种革命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需要的是上下结合的、基于经济自由化基础之上的政治改革。

这个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但目前来看中国不会有政治改革。我不可能预测更长时间，但未来三、五年不会有政治改革。

这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一个规律，就是'大事件出现大变革，小事件出现小变革，没事件没有变革'。 你看，鸦片战争带来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了，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慈禧太后就搞新政；在新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没有'六四'，就没有邓小平南巡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这个规律只有毛泽东、拿破仑、彼得大帝这样的人物才能突破，胡锦涛我看他没有能力也不想突破。"